4月14日晚，应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的邀请，我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专家秦亚青教授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问题与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次争鸣”的讲座，为我院师生奉献了一场集知识传授和思维启发于一体的精神“饕餮大餐”。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主任王春英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秦亚青教授以美国国际关系的学派辩论推动其理论发展的事件为背景，提出了问题的起源，即属于社会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也存在着理论与政策的巨大分歧？接着他把问题切入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上，剖析了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经历过的三个阶段的辩论。这一系列辩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国家身份的确认，该问题凝聚着近代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的苦苦追索，其间伴随着科学与民主的引入，民族与救亡的变奏，可称是中国人的“世纪困惑”。

 

    自1979年伊始，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开始思索这一世纪困惑，并在红（指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黄（指我国的传统资源）、蓝（指从西方引进的理论）三种思想背景下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辩论。

 

    第一次是在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话题为我国是阶级属性的革命国家还是正常的民族国家，这一辩题包括了时代的确认和时代的主题。该段辩论的学科理论背景是大量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引入国内学界，如摩根索、吉尔平以及华尔兹等人的著作。

 

    第二次辩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话题是中国应当建构霍布斯式的国家还是洛克式的国家？落实在问题层面即什么是首要国家利益与如何实现国家利益，以及依靠什么实现国家利益。所谓霍布斯式的国家强调的是丛林法则，遵循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所谓洛克式国家主张自由与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国家利益是中国的热点话题。

 

    第三次辩论，是针对中国是“修正”国家还是现状国家，所谓修正国家是指意图对国际关系体系形成重大挑战的国家，而现状国家是指愿意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国家，此场辩论的核心关切在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之可能性。现实主义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建构主义肯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中国接受目前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履行国际义务，是负责任的大国。

 

    从三次辩论看，都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问题，西方话语”的现象，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总的来说三次辩论贴近实际，话题是中国的深层问题，其中不少问题得到解答，但由于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没有核心的问题性，使得三次辩论均未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其抽象程度和理论程度都不足。所以，它们给了我们启示，那就是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建立中国学派。

   

 

    秦教授接下来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思路，即格义的分析思路，分为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他最为钟情的是交互格义，认为以此为基础方可做到在审美、情感、灵魂上更贴近中国。

 

    在讲座的互动阶段，秦亚青教授耐心细致地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其严谨又不失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与会师生普遍认为这次讲座令大家受益匪浅，不仅加深了大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而且更开拓了思路。但由于时间有限，大家感觉意犹未尽，都期待着秦老师的下一次讲座。